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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“青椒”的困境與突圍

高校“青椒”的困境與突圍

“青椒”,是網絡上對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。這是一個占全國高校教師總數比例高達62%的龐大群體。他們大多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,寒窗苦讀二十余載終在高校謀得一席教職。三尺講臺,對這些專門從事

“青椒”,是網絡上對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。

這是一個占全國高校教師總數比例高達62%的龐大群體。他們大多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,寒窗苦讀二十余載終在高校謀得一席教職。

三尺講臺,對這些專門從事知識生產和傳承的年輕人委以千鈞重任。可是,當科研經費、職稱晉升、學術成果、教學評估、結婚生子、賺錢養家……這些沒有太多關系的詞語,在現實中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之后,種種欲說還休的困頓讓他們中的不少人腳步趔趄、心生乏意,也讓“夾心層”“不上不下”“境遇尷尬”成為揮之不去的標簽。

或許,這數以萬計的高校青年教師普通、平凡,沒有太多驕人業績,也沒有顯赫名聲。讓這些“小先生”成長為“大家”、讓創新型人才競相涌現,絕不能只靠時間尺度的論資排輩,更有賴于空間范圍的破而后立。

我們此次探訪,想透過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,思考如何塑造他們的職業自信,如何進一步強化學者的責任感,又如何讓文教之火代代延續。

“青椒”們的困惑

“恨不得一天有48個小時”

這是一張“青椒”的日程表:

早上6點多起床,看書、查資料、寫論文和投標書,再抓緊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“掛帥”的課題報告;中午“隨便搞點吃的”后花一個多小時輾轉抵達學校,完成下午3個課時的教學任務,下課后還得趕在財務、人事下班前“把提前在家黏好的發票送去報銷”;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閑,上傳教學課件、回復學生郵件,真正能坐下來看看書、寫寫字已是深夜。甚至,沒有雙休日和假期,“不去參加學術會議的話,就抓緊多寫點論文,還得準備PETS-5考試(專為申請公派出國留學的人員設立的英語水平考試,部分高校評職稱時的必要條件)。”

這是33歲的“青椒”劉老師工作3年半以來,幾乎一成不變的“一日生活”。“恨不得一天有48個小時。”如此滿滿登登,他還是覺得時間不夠用。“這段時間很忙,忙完就好了”,這是他對女朋友說得最多的口頭禪,當然,也是不少“青椒”生活的日常。劉老師未婚,尚沒有家庭瑣事的打擾,在他身邊,已經成家、有小孩的“青椒”更是焦頭爛額,“可我忙得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”。

信步走進任何一個大學校園,很難再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愜意閑暇的畫面。取而代之的,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口中的“趕地鐵”:“現在的狀態,即便是在北大校園,大家都急匆匆趕路,像在趕地鐵。”

“容不得”十年一劍?

忙,無可厚非。但如果忙的動因往往并非出自學術旨趣,而是緣于頭頂懸著的一把“職稱之劍”,這就需要思考“忙”的意義了。

從入校培訓的第一天起,“青椒”王老師就不斷地從人事處、科研處和學院其他老教師那聽到論文、課題的重要性,“按學校規定,要想評副教授,至少需要1部專著、3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或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等收錄的論文,同時須承擔省部級及以上教學科研項目兩項,其中主持縱向項目(含國家各部委及省級政府正式委托項目)1項,或主持到校經費20萬元(理工科)、10萬元(人文社科)的橫向項目。”

短短一個學期,王老師就完成了將近300個課時的教學任務、申報課題6項、投稿9篇、還兼職新生班主任。“成果”累累,可他卻覺得這更像一種“戕害”。甚至,他還給自己和同行下了個“知識民工”的“貼切”定義。

如今,幾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套完備的指標體系,有的比王老師所在學校的更為嚴苛。如何準確度量“青椒”,又如何為他們打造通路使其脫穎而出?

“現在要鞭策、要急功近利地把最好的資源投入到最好的大學,想要有高收入高薪水,就必須競爭、急于求成。”這種量化的考評管理,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做是“GDP主義”,“這整個兒是一個指標系統,大到一個學校,小到一個老師,都是用一套指標系統衡量。人只是為了掙工分,創造已經不重要了”。

“現在的環境,哪還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劍?學問本就需要‘慢工出細活’,現在倒好,‘大干快上’,天天逼著你早出活兒、快出活兒、多出活兒,而不是出好活兒。”王老師也曾想過以一種不屈服的姿態對抗這種評估方式,不過沒出兩年,就敗下陣來,“五年內不能從講師升為副教授,就得離崗走人,不再續聘。連飯碗都保不住,這是大問題。”

教學到底該使幾成力?

沉重的壓力壓在“青椒”身上,更為當前的高等教育帶來巨大隱患。首當其沖的,就是教學。

這是被眾多大學校長屢屢提及的“立校之本、生命源泉”,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,是2011年云南大學“70后”副教授尹曉冰的驚人之語:“教師全心全意投入教學就是自我毀滅。”

“我覺得,教學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夠了,主要精力還是要放到科研上,和評職稱掛鉤,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寶。”王老師直言,他越來越品出同門師姐傳授的“高校生存法則”的味道:“很多學校的教學任務都主要由年輕人承擔,又要逼著你發論文、拿課題、評職稱,還要上夠課時量,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,上課自然會被最先舍棄。”他的身邊,越是大牌的教授,越不愿意去上課,“都是‘神龍見首不見尾’,樂意自己做課題出文章”。

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卻十分反感這樣的言論:“我認為文章只應該占所有素質的十分之一,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,比如教育方面的關懷、口頭表達能力、發現問題的能力、與學生交流的能力、能不能把知識傳給下一代等。”

但這一切,因為和現有的利益導向機制不相匹配,能真正聽進去的人也實在寥寥。每個人都很忙,忙著結項、寫標書、發論文,甚至是找發票報銷、和期刊編輯拉關系。上課,已經成為最不重要的“良心活兒”。

無奈之下,蕭功秦選擇用另一種路徑說服學生:“不去爭取那些課題,不去發表那些東西,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東西。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獎和獎金,但是你們的生活是非常充實的,將來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。”可沒過多久,學生們說,無助感卻更加強烈地襲來,這條路并不輕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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